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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貝莉:從贊普的神話時代到歷史時代

時間: 2021.4.6

現在尚難以想象我們能夠為各個時代編制一套完整的資料書目,或者就某項文明內容沿時代的線索而追述。因此,我選擇了一種既是同時性而又是慣時性的辦法,使我們的視線從一個時代游移到另一個時代。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1962年第一版序言[1]

石泰安,當代法國最有權威的藏學家之一,也是少有的幾位既精通漢語又能熟練運用藏文史料的法國藏學家之一。早在1950年代,他便開始了對包括錫金在內的喜瑪拉雅山麓的考察,并撰寫如“西藏民間史詩”、“弭藥與西夏”、“漢藏走廊的羌族”、“喇嘛教”等研究論著。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國外之后,西藏問題變得尤為敏感。同為學人的黎吉生借此活躍于國際政治的舞臺,并要石氏與之“同臺共舞”;然而,石泰安無意于將西藏研究納入現代政治的寰宇之中,著手撰寫了一本在當時看來似乎不合時宜的專著,即《西藏的文明》。[2]

《西藏的文明》從地理風貌、歷史概況、社會生活、宗教習俗和文學藝術五個方面,全景式的介紹了石氏研究的西藏文明,這些篇章,看似分門別類的介紹,但其中,則記述了西藏文明從神話時代到歷史時代的整個發展歷程。石氏試圖立足于藏人的視角來解讀遙遠的雪域文明,用“西藏人自己的地域觀”、“西藏人的歷史觀”等文章標題點明了這一研究理路。他從西藏人的宇宙圖式中抽象出“人間宗教”等概念,而非簡單的將相近的西方概念移植其上。由此,便不難理解,石氏試圖通過此書表明,若想真正理解西藏的現狀,就必須從古老的吐蕃王朝、喇嘛教的起源發展,以及這兩者的關系之中,去尋求西藏文明的真實脈象。石泰安將整個贊普王朝劃分為兩個階段,以有史可考的松贊干布贊普為界,之前是神話時代,松贊干布及其之后則是歷史時代[3];而這兩個時代之間所發生的一系列轉變,正是石氏重點考察的內容。

在藏學研究中,學者們歷來將吐蕃藏王譜系作為重點研究內容,此類著作不勝枚舉;而這也是藏族高僧大德著述的核心之一,其代表如五世達賴的《西藏王臣記》[4]。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也同樣論及于此,但不同的是,在梳理藏王傳說與譜系之外,他著重分析了藏王的王后這一角色。

石氏在書中談到,從神話時代的第一位贊普“一直到這一世系的末期,所有的王后可能都是一些神,她們仙逝時也不會在人間留下尸體。她們的兒子(即王儲們)也都由于這一原因而被稱為‘神子’或‘天子’。從由5位贊普組成的下一個世系起,這些王儲們可能是在其臣民中擇妻而娶,后者就變成了王儲們的親屬,古史學家們稱這種形式為‘混合’,肯定是一種與社會地位低下人締結的婚約?!盵5]

若如石氏所言,則在神話時代的初期,藏王的神性不僅在于他們來之于天并歸于天,還在于他們與“神”女的結合。但支貢贊普在決斗中斬斷自己與上天聯系的木神之繩,第一個把肉身留在了人間,傳說雖并未明示,但此舉似乎也斬斷了與“神”女固有的聯姻關系。進入歷史時代以后,“吐蕃贊普們的征服活動往往伴隨著聯姻關系?!盵6]從松贊干布到墀德祖贊,他們的諸多妃子中均有外族女子。但在墀松德贊贊普及其以后的時期,他們所娶的妃子則多是吐蕃貴族之女。

在贊普從神到人的轉變中,王后是否為“神”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那些神王們的特點就在于“他們的名字都是從其母名派生而來的”[7]。藏人對女性的觀念源遠流長,其起源甚至可以上溯至羅剎女與獼猴結合的先祖起源傳說,“赭面食肉”[8]的羅剎女形象便是藏人自我認同的對象。

由此,我們大抵可以推導出這一結構:

藏王+王后: 1、王后為天神=神子、神王

                2、王后為人類=人子、人王   1)王后為異族=聯盟統治

                                                          2)王后為貴族=政權首領

在王后從“神”到人的轉變中,在贊普的身體滯留于人間后,贊普的去神化以及世俗化過程也同步完成了。值得關注的是,石氏認為“當時吐蕃文明的決定性事件是贊普正式皈依了印度佛教?!盵9]盡管此前,“吐蕃人曾多次有機會認識各種形式的佛教”[10],但其意義是不同的。而這位率妻、臣皈依佛教的贊普,正是迎娶貴族之女的墀松德贊。

圍繞著王后的出身,自然引申出第二個命題:王與臣的關系。就藏王的起源傳說來看,“在這個時代(即神話時代——筆者注),‘君民之間尚無任何差異’。也可能是為了擁有一位贊普,這12人便前往祭祀神山并迎接自山上而下者?!盵11]這12位土著人“被稱為祭司、獵人、當地居民、12位小國王或苯教祭司、圣人或氏族頭人”[12],亦被合稱為12圣賢,推舉贊普便是他們為求結盟而集體決議的結果。隨后,石氏分析了人王與圣賢之間的關系,“由于7君中的第一個世系通過王后們而與居住區的面貌聯系起來?!砸部赡軕摪阉麄儦w于第7個部族,一般被稱為‘舅氏部族’。其原因肯定是由于他與前去迎接第一位贊普的12圣賢不同,他們被稱為‘父系居民6部’”。[13]

由此可見,因王后所在之不同,藏王與推舉他的臣民之間有著清晰的界限。但隨著王后出身的改變,藏王無法再依托其神性,只能不斷利用新的外力聯姻以鞏固自己的世系和疆域的擴張,于是,與鄰國、屬民的關聯日趨緊密。最終,以聯姻為核心紐帶的王臣關系,彌補了贊普在去神化過程中所錯失的神圣政體,而代之以本土化、世俗化的君權政治。

這其中有石泰安至為精妙的一段分析,他詳細解釋了藏民族中的舅母關系,長兄在家庭中的關系,舅舅與兒子的關系[14]以及王后在歷代王室更迭中的重要作用。石泰安試圖說明西藏的王權政治與親屬制度之間的特別關聯,而這種關聯,最終體現在臣與王的相互制衡上。對于這種博弈所導致的后果,石泰安認為“這些望族負責向吐蕃宮廷舉薦大相。但是,贊普家族及其聯姻親屬之間的競爭、各位夫人以及其家族間各為其兒子繼承權的斗爭,更導致了政權的極大不穩定性?!盵15]

由于藏王失去了王權的神性,而在世俗層面,他與自己的臣子、王后并沒有區別;由此難以擁有在信仰上作為王的特權,導致其君權政體的統治難度日漸增大。為解決這一困境,贊普尋求于兩條通路,一方面是對“人間宗教”(或更早被稱為“善法”、“習慣法”,或“祖拉”、“祖”)的弘揚,石泰安認為,“‘人間宗教’是某一位贊普德政的標志?!盵16]“它經常是指政治手段、治國藝術、制度和道德準則中的智慧?!盵17]而另一方面,世俗贊普不斷引入宗教弘道,其根本動因在于他們試圖借用宗教的解釋力,以求再度神圣化,從而確立自己在各部族屬國之中的統治權威。簡而言之,便是贊普王朝進入歷史時代之后,以松贊干布贊普為代表,同時提倡對“人間教法”與“神仙教法”(即神法)的弘揚。前者是指風尚道德方面的傳統,而后者主要是指苯教或佛教。[18]一方面,松贊干布制定并頒布律法,而另一方面則廣建寺院或拉康。

但在引入佛教的過程中,王臣雙方的博弈日漸激烈。墀松德贊贊普在兩條通路之間似乎更傾向于“神仙教法”,而大舉推行興佛。他的王后們追隨贊普滿心歡喜的尊崇佛教,而她們也正是大臣們的代言者。于是,在興佛過程中,贊普、王后與一些大臣看似站在了一條陣線上,但其中各有謀劃,都意圖借助宏教來鞏固自己的勢力。但在佛教引入并發展之后,他們之間暗潛的并置關系便出現了微妙的改變,因為僧侶階層作為權力手段介于兩者之間,并逐漸發展為一股新的勢力,而不再簡單是王臣博弈的工具。當這股勢力演化到甚至王、臣都感受到威脅時,他們便又有聯合,抑佛運動在所難免。王、臣、僧三者之間微妙的張力早在《拔協》之中既有記載,當大臣向墀松德贊進言,認為蓮花生大師法力過于神通,恐危及王朝統治時,這位弘揚佛法的贊普也就悻悻然的將大師送出門了。[19]而更為激烈的抑佛運動,則發生在朗達瑪統治時期,這段歷史,連石泰安也不禁奇怪“在吐蕃如何會發生如此之大規模的抑佛運動,而且還是爆發在唐朝毀佛之前?!盵20]反而觀之,佛教思想對西藏世俗君權政治的沖擊之強,也可見一斑。

這次浩蕩的抑佛運動,也最終葬送了吐蕃的榮耀時代和君權政治。從此,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內,藏文史著除一些有關王統繼承的枯燥名表之外,便是一片空白??瞻走^后,“西藏文明最終形成了它今天尚保存的那種狀態。從此之后,西藏歷史不再是針對贊普了,而是針對寺廟和教派。貴族家庭的領主或頭人也僅僅成了某一教派勢力的施主或支持者?!盵21]

但佛統西藏卻并不意味著贊普時代的遺風如今已蕩然無存,石泰安單辟“文學與藝術”一章,旨在說明,盡管如今所能接觸到的各類文學作品,均為宗教人士所作,甚至就是護教性的作品;但若將時間上溯至12世紀之前,或將目光聚焦于藏東南的某一角落,我們仍能發現不少“人間宗教”的印記。[22]它們述說并記錄著對于贊普王朝“祖拉”的古老記憶。

或許正是“人間宗教”,在西藏文明從神話時代到歷史時代的轉變中,與佛教、苯教的如影隨形;抑或是在神化君權與宗教政治之間,曾出現過世俗君權政體的身影;輾轉波折的歷史進程由此塑造了藏人“凝縮、集中”卻又自成整體的性格,使西藏文明的面目顯得既不同于印度的宗教文明,也不同于中國的世俗文明,而是如此遺世獨立且“饒有趣味”。

載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2010-01-23


[1] 石泰安:“1962年第一版序言”,見其《西藏的文明》,耿昇譯,序言1頁,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2] 參見耿昇:“譯者的話”,見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4頁。

[3] 參見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36~37頁。

[4] 五世達賴喇嘛,《西藏王臣記》,劉立千譯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36頁。

[6]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51頁。

[7]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33頁。

[8]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25頁。

[9]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54頁。

[10] 同上。

[11]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33頁。

[12]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26頁。

[13]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33~34頁。

[14] 參見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85~92頁。

[15]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52頁。

[16]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215頁。

[17] 同上。

[18] 參見石泰安:“西藏的宗教與習俗”,見其《西藏的文明》,耿昇譯。

[19] 參見拔塞囊:《〈拔協〉(增補本)譯注》,佟錦華,黃布凡譯注,25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20]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56頁。

[21]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譯,59頁。

[22] 參見石泰安:“文學和藝術”,見其《西藏的文明》,耿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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