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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讲座 | 西川:母语与思维方式

时间: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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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方向-设计启蒙”系列讲座

西川《母语与思维模式》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本科一年级“问题与方向-设计启蒙”系列讲座于2021年9月14日正式开讲。第一讲邀请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西川进行讲座。本次讲座中,西川以“母语与思维方式”为题,从诗人的实践经验、观察与研究成果出发,分享“语言”这一绝大多数人在日常中使用,又往往简单粗暴被视作“工具”的中介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是思维方式。站在广阔的学科背景与开放的思想维度上,西川为初到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新生进行了一场兼具启发性与挑战性的“思想风暴”式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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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西川

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

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任副院长、图书馆馆长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问题与方向-设计启蒙”系列讲座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为学生如何真正进入讲座提供了方向,并在发言中点明了本系列讲座的目标——培养未来优秀设计师应具备的宽阔、开放的思维状态。他希望在座的同学们,打开‘中学生’思维,建立作为设计学科学生应具备的良好学科逻辑与研究能力。据悉,在中央美术学院2021学年开始之际,“问题与方向-设计启蒙”系列讲座也将在8周时间内持续邀请学界著名专家学者进行精彩的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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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方向-设计启蒙”系列讲座学术主持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

01母语与“陈词滥调”式的答案

思维方式与设计工作有什么关系?

西川认为,语言问题即是思维问题,思维方式是摆在每一位创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更与成为一名设计师直接相关。思维方式有多少种?按照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于学者思维方式的区分,可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僧侣式思维/科学思维。前者是“坐在树下,看天上落雨;一拍脑门,认识了宇宙。”僧侣式思维形成的上下文与宗教冥想的系统有关,其的特点在于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路径。相比整体、宏大、古往今来式的僧侣式思维,科学思维则更多从有限的角度出发,讲求实证、推理与证伪。阿伦特的区分主要针对研究者、学者,人的思维方式远不止于这两种,而艺术家、设计师的思维方式也自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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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西川进一步分享了其它种类的思维方式,如艺术家群体往往拥有一套“梦的思维方式”。梦的思维方式,分为“一般的梦的思维方式”以及噩梦。和一般的梦类似,噩梦也能带来灵感、空间、色彩以及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噩梦更拥有一套独特的语法以及有别于日常生活的逻辑。

另外一种思维,也是最为常见的,莫过于“惰性的思维方式”。它囊括人们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关于生活、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关于一切的答案。这种“答案”可以渗透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比如,所谓“不孝不可交”、“人心隔肚皮”、“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文人相轻”、“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看似暗含“真理”的答案,实际上,都包含有某种“惰性思维方式”的因素,围绕人们的现成答案,通过“惰性”起效,阻挡了人们对于生活与创造向前一步的思考。当人们选择不再深究地接受现成答案,实际上也就不再介入生活。

如何获得更多的思维的可能性?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题,解法或许就隐藏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中。

02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每个人都被其语言的对象塑造,不同的语言对于思维方式也有着不同的塑造方式。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汉语与其它语言的塑造方式有何不同?汉语因此具有了怎样的发展空间?是否正是基于汉语的形成的某种特定思维形式,让它有着在其它语言中不存在的“陈词滥调”的答案?在接下来的讲座中,西川将汉语与其它语言以比照举例的方式,具体分析了汉语对思维塑造的特点。作为母语使用者,想要理解汉语,首先需要对汉语本身进行更细化的区分,即尝试理解现代汉语与古汉语之间的关系。

为加深现场学生对于现代汉语与古汉语的感性认知,西川在现场朗诵了一段由古汉语写就的诗歌:

何黄金之暗淡兮,何精金之黮黮,

彼圣阙之叠磬兮,委空衢而愁惨。

叹古郇之众子兮,比精金于畴曩,

今卑谪于泥涂兮,犹陶工之甕盎。

这个形同楚辞的段落,实际上出自朱维之老先生以楚辞形式翻译的圣经中的《耶利米哀歌》。通行的圣经官话和合本中,相同段落的翻译方法如下:“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它与“何黄金之暗淡兮,何精金之黮黮,彼圣阙之叠磬兮,委空衢而愁惨。”表达同一种含义,却由于语言的差异,带给人迥然相异的阅读与心理感受,即使是西方的经典,也可以在古汉语的翻译中带给人楚辞的错觉。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某种距离,在同一文本的两种翻译中浮现而出,似乎也预示着,母语中包含有诸多层次与丰富的组成因素。

这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当下,古汉语早已排除在中国人的日常使用习惯之外,中国的现代文化显然是在现代汉语当中推进。试问,当下中国文化能否在古汉语当中推进?西川提出了另一个例子,辅以讨论,让现场观众对现代汉语的特性与功能拥有更具体的感受——

我尝久居大厦中,海日如火染阶红,

楹柱矗立摩苍穹,夜来恍惚疑天宫。

海波天镜相击冲,时有雅乐随神风,

斜阳光彩映双瞳,声色相配何雝雝。

这首貌似“古诗”的段落,来自19世纪中后期现代主义第一位诗人,法国大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世界想起他,就想起现代主义。

这首诗的更广为流传的现代汉语翻译版本是这样的:“我曾在那宏伟的廊柱下久居,海日给它抹上了千万道火光,庄严而屹立的巨柱,一到晚上柱廊变得就像玄武原动,那些摇曳着碧空映象的海波,用一种隆重而又神秘的方式,它丰美音乐的全能的调子,跟映入我眼中的日色相吻合。”这是一首波德莱尔诗歌的两种翻译,其中,古体翻译来自中国古汉语研究大家王力先生,现代汉语版的翻译来自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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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春绮《恶之花》译本

在中国,波德莱尔并没有依靠古汉语传播,其现代性体现于现代汉语当中。即使以古汉语翻译得再精彩,也难以译出波德莱尔诗作中包含的现代性。从中文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对于法国文化的想象,实际上建立在对钱春绮先生译本的了解之上。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现代汉语与翻译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下中国人的现代汉语,已无法支撑起古体诗的写作,现代汉语也已经不具备古体诗的“意识”,这种变化来自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翻译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西川随即梳理了现代汉语的成熟过程:现代汉语起初被称为“白话文”,可追溯至唐代的王梵志、寒山的白话文诗歌写作(甚至更早,端看如何定义“白话”这个词,胡适著有《白话文学史》);后来者包括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使用的白话文,其白话文使用方法距今已不远;近代,胡适兴起白话文运动,现代汉语的发展随之趋于成熟。白话文与现代汉语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仍面向古汉语(古汉语自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而现代汉语只是将古汉语作为资源加以汲取,且并不面向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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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现代汉语的使用与发展与翻译有直接关联,中国的革命者,如瞿秋白等人,很早便意识到翻译对于语言及其意识的改造作用。1931年12月,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谈及翻译的重要功能:“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显然,老一辈革命者、翻译家明确地意识到中国革命与社会变迁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

老一辈语言学家胡以鲁等也都同样意识到翻译对于现代汉语的作用。西川认为,现代汉语容纳了诸多翻译因素后,产生了句法、词汇等方面的变化。例如,与西方制造长句的语法不同,古汉语的长处在于短句,随着翻译的介入,古汉语的短句逐渐演变为长句。古汉语中,最漂亮华丽的当属骈文,骈文极大地发挥出短句擅长对仗、修饰、适宜抒情的特点。相比英语,中国古代汉语由于没有从句,因此无需过多逻辑思维。受西方语言影响,现代汉语的句子长度与其中的逻辑思维同步增长。这是否导向不同的语言节奏,看待世界视角的差异,甚至不同的思维方式?

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另一大影响体现在词汇上,现代汉语容纳有海量的外来词汇。其主要源头是日语,日本人用汉字翻译了很多西方词汇,后来这些包含了“现代性”的翻译词汇进入我们的语言。这些词汇包括:神经、身份、审美、升华、生理学、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力、阶级、经济、企业、投资、资本、质量、情报、世界观、市场、工业、手工业、素材、素质、速度,交通、警察、公认、公诉、公民、公仆、公报、义务、环境、意识,唯物论,唯心论、偶然、必然、进化、退化、精神、目的、目标、母校、终点、条件、内容、讲座、讲演、作品、...... 甚至“美术”,它来自Fine Art。英文“art”的含义就是“艺术”,没有“美”,“美”是fine。但中文的“美术”二字,致使国人谈起艺术便很自然地首先联想到“美”,这样一个翻译词汇,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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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另一难以忽略的影响来自马列主义的翻译。在我们社会中,近年来出现了一种传统文化回潮的现象,相对应的是,人们所谓立足东方文化的讨论,又往往使用现代汉语这样一种早已“国际化”的,且被马列主义及其背后现代性影响的语言来讨论传统文化。

那么,现代汉语是否可以与古汉语分享同一种可能性?现代汉语的美与古汉语的美,是不是同一种美?现代汉语的双音节,与古汉语以字为基本语义单位的单音节,呈现出不同的语言节奏,也就呈现了不同的世界。由于语言的变化,现代中国人似乎比古人有了更多的逻辑性,但在世界范围内,中文仍显得太容易,也太喜爱抒情。抒情在中国人的日常中俯首可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渗透到社会中,组成一个个现成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擅长的“抒情性思维”,是一种更易下定论的方式。是否容易引发前文提及的“惰性的思维方式”,值得中文母语使用者的思考。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母语拥有抒情性,它充满了外来语词,以及有限的句子长度。使用这种语言工作的人如果想要了解它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可以从了解母语与非母语的区别,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以及现代汉语中的翻译等问题入手。

03几种工作方案和语言/思维的可能性

在分析现代汉语的形成与特点后,西川介绍了他所观察到当下汉语使用者的几种工作方案:

第一种工作方案试图返回20世纪30、40年代“纯洁的”现代汉语。这部分写作者认为最好的汉语属于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相较之下,今天的汉语显得粗鄙。西川认为,考验汉语的一种方式是翻译。他意识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书籍,无法使用30、40年代的汉语进行翻译。足见这种汉语的容纳广度,与作为语言的功能比较有限。西川犀利地指出,试图回到30年代汉语的写作者往往具一种“怀旧博物馆”意识。那些不担心中国人思想状况,只关心抒情的人,总是试图返回20世纪30、40年代“纯洁的”现代汉语。然而,“博物馆”意识的萌生,往往是出于当代生活中的某种欠缺。

第二种工作方案是回到方言。这种工作的敌人是“一本正经的官样文章”,例如“新华体”。他们希望从主流的文字中撤离,回归方言,这意味着一种抵制主流中的欠缺的努力,试图让语言获得“棱角”。在中国当代小说家、诗人和电影人的实践中,都不乏回到方言的尝试,设计工作也有类似的例子。国际化的设计与地方化的设计,后者便是设计回到“方言”的一种形式。

第三种工作方案是在文字中找回身体状态。让语言变得性感,带有疼痛感,获得温度,让文字摆脱形而上,回到浅层次的日常状态。在美术界,包括美院也有类似的工作方案。语言之于文学,换算成美术问题,是一种大家共有的风格、表现方式与近似的文化趣味。

在这三种以外,还有一种努力,是社会中少数人在进行的语言实验。美院也有实验艺术系,而在使用语言工作的人群中,一部分在进行语言实验的人,希望让语言充分表达经验、反讽、思辨。实验要达成何种目的,至今也没有人能明确地描述出来。

以上四种工作方案,就是西川对于当下年轻人,新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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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漫长的星期六》

在讲座的结尾,西川援引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漫长的星期六》中一段话,希望帮助在座年轻人理解一种语言可能遭遇的处境、困难以及它未来的可能性——“英语这种语言的胜利,噢,反讽一点的话,这种工业的、技术的、科学的、经济的、财政的世界语的胜利,是跟美国的政治权力息息相关的。英美语言以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方式,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承诺,而其他的伟大语言则处于疲态和明显的感伤情绪中。这是多么值得研究的素材!”

无论斯坦纳看待英语与其他语言的特征是否客观——即使中文并没有处于疲态之中,当下的中文也的确具有某种感伤情绪——西川认为人们仍可以借用这段话讨论中文问题。套用斯坦纳对语言处境的判断,中文的处境或许同样与中国的政治相关,而语言及其思维的某种可能性,往往是在遭遇问题之际才真正浮现。

文丨孟希

讲座现场图|胡思辰



讲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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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名称:“问题与方向-设计启蒙”系列讲座

学术主持:宋协伟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

讲座主持:孙子唯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

讲座策划:设计学院教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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