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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摄影遇见近代中国:《摄影与东亚艺术》系列讲座回顾

时间: 20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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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图像生产技术,其在中国与其它东亚国家的传播深刻地参与、影响着当地艺术的现代发展。今年5月,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的研讨会文集《摄影与东亚艺术》(Photography and East Asian Art)出版问世。自5月中旬到6月底,佳作书局与芝大东亚艺术中心共同策划了同名线上系列讲座,由7位参与文集撰写的相关学者为广大中文读者介绍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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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海报

此次系列讲座的主题围绕文集的内容,探讨摄影对东亚艺术与视觉文化的影响,同时尤其聚焦于中国民国时期的历史。讲座中,各位学者们提供了角度多样的视野,内容涉及期刊与图录插图、印刷技术、广告、肖像,以及摄影与各种传统图像生产方式之间的互动;用摄影来对艺术品和建筑形象进行复制,推动了相关艺术史经典结构的形成,也刺激了全球艺术市场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和需求;新闻摄影为新的社会舆论和政治话语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媒介;同时,摄影也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被本土艺术家接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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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在线上作系列讲座开场白

在讲座前言的发言中,芝大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巫鸿教授指出,作为一个19世纪发明的视觉技术,摄影对艺术和艺术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新的艺术门类不仅促使、要求了绘画等传统门类作出重大发展,同时将新闻纪实、商业广告等过去艺术界的边缘主题纳入更为重要的范畴。在今天,摄影不论作为创作内容、创作方法或是传播媒介,都已经是艺术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摄影与艺术史的关系上,摄影为艺术品和建筑图像的复制和再现提供了的新方法,一方面,这大大便利了艺术史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照片使得不同体积、材质的作品跨越时空的限制,成为可以放大或缩小、进行对照比较的图像;在传播过程中,照片产生了不同于原物的灵晕,其自身也能够被崇拜、收藏。摄影与艺术、艺术史的关系复杂而多样,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摄影忠实再现客观事物的特性一直被视为其区别于绘画的重要特征。然而,在第一讲“建构‘旧都’:《旧都文物略》照片中1930年代的北平”中,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林伟正就提醒我们注意,即使面对图像编辑技术还远未发达的老照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真实的历史对象本身。透过《旧都文物略》这本官方编纂的图文集,结合众多历史资料,林伟正拼凑、描摹出一个更为客观、真实的北京城历史,并围绕当时北京政府的城市规划、摄影与北京城建筑的关系等话题,试图找到该书中的摄影方式与图文编排的内在逻辑。《旧都文物略》不仅仅是吸引游客的旅游宣传品,它同时承载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在“古都”成为“故都”、城市现代化的新要求下,“旧都”提供了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想象。《旧都文物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叙事,将北平的形象引导、限制于“旧都”的概念下,背后也同时反映出国民政府对北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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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正阳门改造 1914-1915

如果说风景摄影可以在更宽广的语境下参与到政治话语中,那么政治人物的照片的效果自然更为直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带来的讲座“身体作为政治与情感动员的手段——在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宋教仁肖像照片” 通过对1913年由国民党人策划的宋教仁遗体照片的生产、使用和流通过程的详细解读,呈现了民国报人在新闻与宣传实践中的一个生动案例。《民立报》刊登的宋教仁的赤裸遗体照片,不仅挑战了中国传统伦理中公开展示身体的禁忌,同时也超越了新闻纪实的客观性,成为了带有宣传动员效果的肖像。最终,宋教仁的新闻照片,如同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成功地完成了对大众的情感动员,也在现代图像史中刻下了摄影的独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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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伤痕摄影” 《民立报》1913年3月24日 图片来源于网络

摄影在民国报刊杂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间的互动也在多位讲座学者的讨论中得到关注。北乔治亚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朱岩飞的讲座“照见美术:清末民初的艺术品拷贝和照相制版术”从技术层面讨论了摄影和印刷的结合为20世纪初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再现艺术品的方式。凭借珂罗版、滚筒版等新式印刷技术,《神州国光集》《良友》《美术生活》等期刊杂志将越来越清晰的图像呈现给读者,也让“美术”这个新词汇在现代社会得到推广。传统与新式的技术、文化及审美交织在一起,与各种新语汇、新思潮一道,塑造着民国艺术界的独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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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国光集》 邓石如、黄宾虹主编

在第五讲“写真:新记《大公报》中的摄影与绘画(1926-1937)”中,《美术》杂志编审、副主编盛葳介绍了民国著名报纸《大公报》所刊登的以“写真”为名的各式照片与绘画,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报刊在摄影进入近代中国视觉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写真”一词统涉着多样的图像,其中既有作为艺术创作的摄影、也有以新闻纪实为目的的绘画。在绘画中加入纪实元素,扩大了绘画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而视觉图像的直观效果也在抗战救灾等社会背景下表现出巨大优势;与此同时,以风景、明星为主题的摄影照片也开始强调艺术性与审美趣味,这又反过来为民国摄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背景。在方针各不相同的栏目和副刊中,活跃着赵望云、沈逸千等艺术家,他们丰富的创作实践构建起了“写真”丰富的内涵。“写真”概念的兴衰,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下单一的、稳定的传统观念向多样化含义转换和拓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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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望云 《疲劳》 纸本水墨 天津《大公报》1928年3月3日第9版 图片来源于网络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艺术史系教授沈揆一在“他们视角下的战时中国——记新闻摄影记者沈逸千和沙飞”中从摄影师主体的角度延续了之前的讨论。作为第一代新闻媒体工作者,沈逸千(1908-1944)和沙飞(1912-1950)都在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艺术和新闻界,他们运用摄影和绘画为同时代的和今天的观众记录了中国抗战艰难、光荣的历史。照片、文字、绘画速写……沈揆一呈现给我们的有机史料,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视觉记忆和想象,帮助我们在今天能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那场战争和它的历史。

图6 沈逸千《穿越黄河》.jpg

沈逸千 《游击队员穿越黄河参加战斗》 纸本水墨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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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 《白求恩与哨兵》 1938 图片来源于网络

摄影所具有的连接历史的力量,也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讲师焦琳的讲座中得到了呼应,她的题目正是“照片的力量——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照片再研究”。从《帝后礼佛图》出发,焦琳展示了20世纪的学者们如何拍摄宾阳中洞《帝后礼佛图》的照片,中外工程师、汉学家、学者、记者在对《帝后礼佛图》进行的摹写、记录、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推进了对作品的“经典化”处理,使得这件并非基于艺术目的被制作出来的宗教作品,最终进入了艺术品交易流通和学术研究的视野。随着图像的不断传播和意义的再生产,如今已经成为龙门石窟艺术,乃至中国佛教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其中,照片引发了人们对石窟的关注,也间接刺激了野蛮的盗窃;与此同时,同样是照片成为了作品流失后我们继续书写和研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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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后礼佛图》(局部) 北魏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图片来源于网络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伊悠在“十九世纪中国摄影研究的新视角:摄影与清代官员服饰”中展示了中国摄影史上早期的一批重要作品,其中官员的形象是最常见的主题。结合多种史料,从历史、绘画和服饰等角度,探讨了中西方在艺术和技术领域的碰撞与互鉴。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西方的摄影术既改变又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程式。在两广总督耆英、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等人的照片中,官员的形象和他们的服饰同样不仅仅是人物表象的再现,而是暗含着清廷与西方世界复杂的关系,其中充满着妥协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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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斯·比托 《恭亲王像》 1860年11月2日

在论文集的导论中,巫鸿指出,摄影研究以两种主要方式革新了艺术史。首先,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在艺术史中成为了一个独立分支,产生了针对这一图像类型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具体的理论和方法论议题。与此同时,在博物馆中也建立起了围绕摄影作品的收藏系统,培养了专注于摄影图像的学者和策展人。本次系列讲座围绕摄影研究的焦点即是多元的,涉及摄影与城市、印刷、大众媒体、宗教建筑及服饰文化,和论文集中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既针对特定图像影像的脉络,彼此之间也产生了互文性的关系。正如“艺术”作为一个舶来词在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有着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摄影”作为一门艺术、一项技术、一类图像同样值得我们细致地思考其历史。本次系列讲座中,文集作者们用极具新意和学术价值的研究,以视听方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摄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拓宽了摄影史研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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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与东亚艺术》封面

文丨罗逸飞

苏畅、张馨儒、王玉莹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文资料致谢佳作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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