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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鵬:跨越空間的技術與記憶——以遼金美術遺產為例

時間: 2021.3.29

【內容摘要】本文以遼金美術遺產為例,從奉身之具中的織金繪印與安花巧密,到深嵌女真記憶的石槨板材,以及宋遼交聘往還中的鞍韉華楚與馬上事藝,透析10世紀末以來多元游牧政治體與中原王朝長期規則性的緊密互動與交融發展,在自然的技術性征服中達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進而構筑了心物同構的審美意涵和跨越空間的文化景觀。

【關?鍵?詞】歐亞草原?絲綢之路?游牧?遺產

草原絲綢之路呈網絡狀分布于亞歐大陸草原上,是游牧文化交流的動脈,更是歐亞大陸的商貿通道。千年歷史發展形成的草原絲綢之路的時空范疇內,先后塑造構建了體量巨大、體系復雜的游牧政權,波瀾壯闊的多元文化在這一時空境遇里遭際、碰撞、薈萃、交融,汲取不同地區的文明精華,衍生了悠久的游牧文明與審美創造,形成豐富的藝術表現形式和文化意涵,是中西文化傳統相互激蕩、共生發展的見證。生息在這片廣闊區域中的游牧民族或掌控著這里的政體蓄積了巨大的內生力,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向東、向西發展,與中國、波斯、印度和歐洲等不同的文明共生互融,交相輝映。10世紀末,草原絲綢之路迎來了第二個繁榮時期,墓葬遺跡中遼金貴族奉身之具的織印繪繡、大型石槨的材質偏愛與雕刻技法的純熟,以及文獻記載中宋遼交聘的鞍韉紛呈與工藝競技,都彰顯了遼金時期多元游牧政體與中原王朝長期規則性的緊密互動與交融發展。

20世紀以來,草原絲綢之路的重大考古發現,為美術史研究提供了可資研究和拓展比較的新材料和新視角。

一、奉身之具中的織金繪印與安花巧密

史籍文獻多有記載金朝女真對汴京皇宮的劫掠:“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盵1]“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盵2]可見,汴京宮廷各類器物、內侍工匠,乃至市井百工被大批北擄確有史實記載。絲織原料抑或工匠,通過宋金歲幣及金朝對宋朝東京府庫的掠奪等進入金朝官用絲帛領域則是不爭的事實。[3]

以絲織品為例,與兩宋時期的墓葬絲織品出土相比,同時期遼金墓葬出土遺跡相對豐富和完整,尤其黑龍江阿城巨源發現的齊國王墓的絲綢與技術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4]在相對局促的墓葬空間中,男女墓主人憑借所著30余件服飾展示身份地位與織錦巧思,若隱若顯地呈現了人性的溫暖與關懷。男女墓主人服飾均從頭到腳,自內至外,形成套件的組合形式,包括袍、衫、裙、褲、腰帶、冠帽和鞋、襪等。以綿、夾、單分為三大類,可謂考慮妥帖周到。比如,男性著8層17件,包括素羅垂腳幞頭、綿袍、絹單上衣、綿護胸、絹腰帶、絹絲綿釣墪(套褲)、絹夾襪等。女性著9層16件,亦有綿袍、羅單衣、羅綿腹帶、綿釣墪(套褲)、綿裙、羅腰帶、羅地繡花鞋等。[5]有意思的是服飾種類中的袍和衫多為盤領、開裾,具有濃厚的北方民族特點和女真常服的款式,推測有按需定制的可能,因而在地域生態的實用性之外也有文化交往的體現。此外,棺蓋板上還置放團龍卷草紋絲織品,棺內四壁懸掛鴛鴦紋織金綢帷幔。出土物中顏色豐富多彩,有駝、絳、棕、煙、醬、綠、青等色,各種顏色中又有深淺之別。不僅如此,精美繁密的花紋圖案也是制作考究,從團龍、夔龍、云鶴、飛鳥、鴛鴦,到各色卷草、團花、碧桃、蝴蝶,可謂花團錦簇,愈顯服飾的雍容華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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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ˉ 齊國王墓槨內絲織品(出自《金代服飾——金齊國王墓出土服飾研究》)

齊國王墓出土絲綢用品在材質、技術、工藝上體現出豐富性、完整性、多樣性和復雜性,類似百科全書式的縮影。而促成這一效果的實現在于材料的高檔、技術的領先、色彩的豐富、紋樣圖案的多元與別致,其用工之巧、用心之細,不能不說與唐宋以來朝野的物質積累、技術創新和人文精神相關,在某種程度上激勵了各地的絲織生產與技術創新。

齊國王墓所出衣裳、冠履、服飾均為華美的絲織材質,鮮見北方苦寒地域女真貴族習用的貂鼠羔皮之衣,[7]柔軟絲滑的質料在保障和實現保暖、輕便的同時,展現了材質的審美需求??脊艌蟾娣Q出土服飾的蠶絲質量一流,織品經緯排列細密、質感光澤,呈現出良好的韌性和彈性,由此推斷絹、綢、羅、錦、綾、紗等的來源地均為“嘉、湖出口”,[8]對應了“萬草千華,機樓中出,綾紗繒縠,雪積縑匹”的會稽風俗。[9]的確,當時長江中下游所產的羅、絹、、紗、隔織、綢、絲綿茸線等均居全國第一。北宋各地多有生產纖麗華巧織物的名牌作坊,“……在京有綾錦院,西京、真定、青益梓州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江寧府、潤州有織羅務,梓州有綾綺場,亳州市縐紗,大名府織縐縠”。[10]這些精美的成品將我們的視野帶到江南富庶的桑蠶之鄉,帶到工藝繁盛的黃河與長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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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ˉ 紫地云鶴金錦綿袍(出自《金代服飾——金齊國王墓出土服飾研究》)

齊國王墓絲織品金光燦爛、富貴華麗的視覺張力最令人稱奇,主要得益于加金織物及其技術,包括織金綢、織金綾、織金絹、織金錦,等等。[11]而這也正是這一墓葬最為學界關注之所在。從漢代《鹽鐵論》中所謂“罽衣金縷”的記述,發展到《唐六典》的“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鏤金、拈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等多種金線起花裝飾織物,進而發展到宋代所謂銷金、貼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捻絲等以金為飾的近二十種技藝的競巧。從3—4世紀考古發現的貼金織物遺跡,到唐代普遍用金以及遼金少數民族流行用金,再到蒙元納石失,后到明清大洋花,形成東方織金系統的風格發展史。

據《隋書》所記,織金技藝逾于波斯的稠錦,組織殊麗更勝一籌。宋代洪皓《松漠紀聞》,提示其與“入居秦川為熟戶”的回鶻傳入有關?!督鹗贰犯怯涊d了皇室輿服中的織金龍文御衣和捻金線織成的各類裝飾。除文獻外,考古遺跡也多有實物呈現,如新疆魏晉時期營盤墓地出土了金箔裝飾的服飾,[12]法門寺地宮所見蹙金繡和織金錦翻開新的篇章。[13]至金朝統治時,中國北部地區開始流行織金,而齊國王墓的遺跡正是其中耀眼的一環。

齊國王墓能夠成為其中的焦點,當是墓主身份地位所致,據考證這些服飾或多為墓主齊國王的年俸所得,其自天會初至大定二年為官40余年,俸祿所得絲帛約五千余匹。[14]金朝宮廷獲得絲帛的途徑主要為兩種,一是與宋議和,《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靖康元年“金人索絹一千萬匹,朝廷至是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有,如數應付”[15]。二是掠奪,史籍筆記不乏女真因在汴梁內府所見而生發出了掠奪之心。宋金交往的行程中,金使每至汴京,“每張宴其居,輒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16]。除此之外或還有各種民間交易途徑與商貿往來。

總之,墓葬遺跡展示了絲綢的質料、色地、技藝、圖案、紋樣,也體現出墓主人穿著佩飾極其用心的組合關系。工匠們不僅將各自的技藝帶入異域的服飾制作中,而且能夠融會貫通于山川自然與風物氣象之中。而令人驚嘆的是,這些輝煌燦爛的絲綢制品,竟離奇地簇擁于四面石板圍筑而成的石槨空間中,這種墓葬的形制又將我們從絢爛的絲織世界引入金元內地的宅居和喪葬傳統中。

二、石槨板材與女真記憶

圍繞齊國王墓展開的問題探討是數十年來金代女真墓葬的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的重要成果。從美術史視野觀察,墓葬形制體現出的連貫性、隨葬品風貌的多樣性、區域間的文化互動等,都反映了女真貴族墓葬藝術的多維度發展,既有女真政權的內在發展邏輯,更有宋遼金元時期乃至歐亞草原不同政權與文化的綜合互融。

齊國王墓為豎穴土壙石槨木棺墓,石槨由四壁4塊、頂底各3塊共計10塊石板組成,石槨外壁加工簡略,內壁修鑿平整并鑿刻上下交錯排列的菱形紋和單排相連的長菱形紋。石槨內置紅漆銀鏨木棺,棺蓋板上置團龍卷草紋絲織品,棺內四壁懸掛鴛鴦紋織金綢帷幔,反映了女真貴族墓葬的特點。同時這一特點在金代女真貴族的族葬墓中有更為多層次的表現,以北京豐臺區王佐鄉米糧屯烏古論窩論家族為代表,[17]一家三代駙馬、一朝為相,股肱重臣。窩論墓是相對典型的金代女真貴族墓葬的形制,除尺寸略大于正一品級別的齊王墓外,[18]其青石板的材質、10塊槨板的數量、單榫卯結構、槨石鑿痕的裝飾和木棺描金髹漆等皆符合其官居正二品和駙馬都尉的身份。而其子烏古論元忠夫婦合葬土壙石槨墓的形制則遠超從一品的等級規制,包括大于開國元帥級別的石槨尺寸、更趨精美的漢白玉材質、相對復雜的榫卯圍合結構等,均圍繞著石槨墓的形制予以生成提升。

而與其他女真貴族墓葬相比,北京房山金陵的太祖地宮形制則呈現出特殊的帝王身份。2002年在北京房山金陵正式清理了一處皇陵地宮,編號為2002FJLMM6,學者判斷或為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睿陵。[19]地宮無墓道,形制為長方形石壙豎穴,瘞埋4具石槨,內置木棺。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向的2具為6塊青石板組成的素面槨,四面槨板打磨規整;東西向的2具整石雕鑿的漢白玉石龍鳳紋石槨,槨外四周匝敷松香,槨內置髹漆木棺。以巨型整石雕鑿的槨身,以及極其精美細膩的線刻龍鳳紋樣、外貼金箔和松香等,是女真石槨葬制最高級別的經典范式。其中還涉及工匠來源與技術問題。地宮中的鳳紋石槨的盝頂式槨蓋雕刻纏枝忍冬紋,四角雕刻卷云紋,中間雕刻雙鳳紋,盝頂四坡刻云紋。槨蓋上貼薄金箔。槨壁四框以雕刻纏枝忍冬紋圈邊,東西兩端的擋板正中雕刻團鳳紋及卷云紋,南北兩側的槨壁中間雕刻雙鳳紋及卷云紋。石槨周邊雕刻手法均采用“剔地起華”并描金線。槨內壁墨線勾繪紋飾,陰線刻并描金粉。前后兩擋板雕刻團鳳紋和卷云紋,南北兩壁皆為雙鳳紋和卷云紋,部分紋飾尚能看見金線的痕跡。龍紋石槨盝頂式槨蓋外部剔刻團龍紋,盝頂坡面剔刻纏枝花紋。東槨板槨壁正面剔刻團龍流云紋并描金,內壁有墨線朱紅地彩畫,石槨底殘留墨地朱紋金線勾雙龍戲珠紋。石槨所刻龍鳳等紋樣藝術水平精湛,其畫稿和刊石似為國手。因地宮中發現一些石塊上有朱砂行書定州、定、張家等字樣,學者推斷可能是定州曲陽擄來的高水平的石匠的手藝和貢獻?!度泵藭帯肪砥咂吆途砥甙伺c《建炎以來紀年要錄·卷一》提供了一些信息,如靖康二年二月,金人強令開封府遣送手藝染行戶、少府監、將作監、文思院等處匠人,充實其本國官營作坊。其中有大量的記載:“金人……求索御前祗候:方脈醫人、教坊樂人、內侍官四十五人;露臺祗候;妓女千人……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內司、軍器監工匠、廣固搭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帶、帽子,打造金銀、系筆和墨,雕刻圖畫工匠三百余家,雜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彈箏、琵琶、吹笙等藝人一百五十余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薄八袘Y樂之具、服用之物、占天之璇璣、傳國之寶玉,上自珍異,下及粗惡,悉取之。工匠人口、醫官樂工、妓女內侍,以至后苑八作綾文思院及民工悉取之,約十萬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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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ˉ 房山金陵龍紋石槨東壁細部(出自《北京金代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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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ˉ 房山金陵鳳紋石槨東壁拓片(出自《北京金代皇陵》)

女真貴族墓葬形制自有傳統由來,著眼于東北民族自身的傳統和自身的內在發展,我們發現無論積石墓、石槨墓還是石室墓,從原料選擇到加工工藝,其實或隱或顯地體現出東北亞地區的古老葬俗傳統。女真貴族墓葬的石槨墓與渤海早中期的石槨墓和由其發展出的石室墓相似,也與高麗國王等上層墓葬形制類似。[20]遼末金初的黑龍江地區墓群主要是土壙石槨墓和土壙木槨墓兩種,[21]金朝從帝王到高品級女真官吏均采用這一形制。

考古資料表明,無論是墓葬形制的成熟,還是葬俗的厘定,從形式的選擇,到技術的表達,以及對傳統的認知,女真貴族一直堅持使用的石槨墓其實是以東北地區古老的傳統為依據,也就是所謂“金源內地”的傳統。石槨墓的構造多仿于木槨,以6塊或10塊修鑿工整的石板在墓壙內構筑槨室,內置木棺,流行火葬和族葬。[22]隨葬品中有極具漢文化特色的墓志和瓷器等實用器皿,以及具有女真傳統文化特色的金飾品、羊距骨和玉雕等,地上有石像生。根據出土物多少、種類,以及石槨的材質、數量、尺寸與構造形制等,可以大致斷定墓主身份與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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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ˉ 齊國王墓石?。ǔ鲎浴督鸫棥瘕R國王墓出土服飾研究》)

值得關注的另一現象是,金代早期的上層漢人墓葬中主要是借用石槨墓葬形制的部分元素,如位于河北新城的時豐墓和北京海淀南辛莊的張□震墓;[23]而到金代晚期,漢人墓則呈現出比較典型的石槨墓形制,如石宗璧墓和呂氏家族墓等,[24]或是女真本位政策實施在墓葬視覺文化中的一種隱性體現。

石槨墓葬形制與葬俗在世宗大定年間逐漸形成定制,成為金代女真貴族墓葬的標準與傳統,鼎盛于章宗泰和年間,持續至金代晚期,一切都指向了金世宗時期實施的女真本位政策?!巴鲞|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盵25]作為女真民族傳統的堅守與捍衛者,金世宗憂慮于新一代女真人淡忘民族傳統與精神,自海陵南遷以后迅速漢化導致女真民族文化出現貧弱現象,所謂“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浸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之悤r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26]。無論衍慶宮功臣像的擇選還是石槨墓葬形制的堅守,都體現了他一以貫之為女真政權長久之計的戰略思考。從大的方面來說,這對于金代政權的發展和宋金政策的實施,以及具體到的金代女真貴族墓葬與中原漢人墓葬的文化互動,等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27]

至此,一方面,我們通過石槨墓葬形制發現女真傳統來源的豐富和復雜,以及女真身份的堅守;另一方面,我們通過隨葬物品與喪儀的多元豐富,又可以看到女真漢化進程的不可逆轉。齊國王墓中缺乏體現游牧元素的馬具與嘎哈拉等,其中有必然與偶然的因素,但是潛藏在其中的文化觀念的交替與糾結卻提供了問題研究的出發點,而具有代表性并有天下第一之稱的契丹鞍則需要在更多的文獻和考古發現中印證和了解。

三、交聘往還中的鞍韉華楚與馬上事藝

前述建立金朝的女真民族,其半農耕半漁獵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全面而迅速的漢化進程。而此前為金所滅的契丹人建立的遼,則呈現出另一番風采。與海外番國給予宋遼的朝貢物多是原料和珍稀動物不同,遼致宋禮物中有大量的馬具及裝飾物,這是遼代先進制造業的體現。采冶金銀的技藝為遼代金銀器的制作奠定基礎,遼南京等地還有專門制作金銀器物的金銀鋪坊,從技術到審美顯示出宋與遼的文化爭勝。

6世紀隋唐時期,中國古代馬具的制作工藝日趨成熟。[28]五代時,“奪得契丹王紅羅蹙金銀線裝玉鞍轡一副,賜絹五十匹”。[29]自五代以來,鞍具成為契丹王的象征與符號,是獲得賞賜與勝利的意象。而所謂“……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30]則是中原士族對于異域風采的觀察、想象與感懷。這種感懷承載著文化交流與文化爭勝中的贊賞與吸引,而更具有魅力的是異域風采彰顯的工藝技術與實用中潛藏的對于技術與人性的關懷?!镀醯尽返仁妨现兴峒捌醯べR宋帝生日禮物,如涂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里筋鞭、水晶鞍勒等,字面所傳達的材料、色彩、疊加工藝可謂錯綜復雜,令人眩目。無論是“轡”“鞍”“鐙”以及相互配套的銜、鑣、韁、絡、韉、胸帶、鞧帶等裝備,還是金涂銀地、鎏金鏨花、綠褐楮皮呈現的“鞍勒率皆環奇”,[31]都是具體而微地體現了天下第一的制作精良與成熟完備。文獻記載中的禮物往還雖不能在流傳文物中獲得確切的對應,但是墓葬壁畫與考古發現卻可以提供相對真實的佐證。

契丹人馬畫是遼墓壁畫的重要內容,是捺缽出行生活的生動體現,因其熟悉游牧生態也形塑了唐宋以來盛行的松漠人馬畫的重要一章。遼墓壁畫有獨馬、群馬、一人一馬、群像出行等多種組合形式。內蒙古寶山遼墓壁畫中一人三馬的圖像,[32]吻合了文獻中“每正軍一名,馬三匹”的相關記載,其中一匹棗紅色戰馬,轡頭、胸帶、鞍韉、頸下巨纓、束尾插翎等全套配置齊全,鞍具上繪精美圖案,輔以紅黑兩色裝點,金屬飾件以金箔描畫,正是契丹鞍勒豪華考究的體現。庫倫遼墓和二八地1號遼墓中有數十人出行儀仗和披掛齊備的駿馬,也有“縱其逐水草,不復羈憑”的動以千數的群牧形象。[33]番馬畫家諳熟胡天慘冽、沙磧平遠的塞外景趣,長于表現馳逐弋獵、牽黃擎蒼的游牧生活,在繪畫創作中更精于弓矢鞍韉與帳幕旗旆的鋪敘巧密,并發展出一套與之相應的繪畫技法,以狼毫縛筆,筆力清勁見骨,更利于表現穹廬部族攬轡疾馳的塞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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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ˉ 寶山 1 號遼墓東壁壁畫(出自《寶山遼墓》)

當然更可貴的則是在明確紀年墓葬中有馬具的發現,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遼東丹國左相耶律羽之墓、赤峰大營子駙馬墓和通遼市奈曼旗青龍山陳國公主與駙馬墓都出土了華美而又完整的馬具。[34]無論鍍金飛鳳銀鞍,還是銀質鎏金鞍橋,狻猊紋、云雁紋、飛鳳牡丹紋、雙龍雙鳳戲珠紋、卷草飛鳥紋、纏枝花卉紋等各色花紋,或使用包金銀技法,或采用多層次的鏨刻工藝,集中體現了契丹金銀鞍轡制作工藝的精湛水平。陳國公主墓隨葬馬具2套各9副,包括銀馬絡、鐵馬銜、銀馬韁、銀胸帶、鎏金鐵馬鐙和鎏金銅馬鐙、包銀木馬鞍、彩繪銀韂(障泥)、銀蹀躞帶、銀鞧帶等。[35]其中馬具鞍橋為木制,馬鐙、馬銜為鐵制,其他各部分均為薄銀片制成。以鑲玉銀馬絡頭為例,作為御馬工具,其制作方法是先將每條小帶分件做好,之后按部位組合連接起來,最后釘綴玉飾件。首先用寬1.5厘米、厚0.05厘米的薄銀片制作,由項帶、額帶、頰帶、咽帶和鼻帶組成,帶上釘綴馬形圓雕、狻猊形圓雕玉飾22件,四葉花形玉節約2件,三葉花形玉節約2件,銀帶扣6件,銀帶箍6件,2套馬具上共計鑲嵌白玉圓雕281件,技藝絕倫,精美無比。遼朝墓葬出土馬具一方面凸顯了材質疊加工藝的視覺張力,色彩、裝飾、紋樣、配置等用心良苦,注重多元文化元素的運用;另一方面,兼顧遠途駕乘與人體自然形態,前后鞍橋弧度更貼合人體工程的設計,助益御帳親軍的精干騎兵隊伍的戰斗力。[36]墓葬馬具中實用功能與非實用明器的結合,彰顯了工藝裝飾之美與構造功能之精,呈現出材料生態、實戰實踐、經驗積累和技術改良的共同效能,而背后都展現了對于人的關懷與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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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ˉ 陳國公主墓出土彩繪銀障泥(出自《遼陳國公主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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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ˉ 陳國公主墓出土包銀木馬鞍(出自《契丹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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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ˉ 代欽塔拉契丹墓出土鎏金鏨花馬鞍飾一套 ˉ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

宋遼文獻記載中的稱臣進貢與交聘往來,暗含其中的禮物交換終究是一種和平的交往方式。在這樣的物質與禮儀的實踐過程中,彰顯了政治主題的表達、工藝技術的含量、審美趣味的內蘊,透析出背后政權的姿態與聲調,成為多元政權文化軟實力的競技與爭勝的平臺,也從視覺文化的層面表達了趙宋王朝如何彰顯中原的文明程度和文化魅力,而契丹又是如何學唐比宋并在文化上改造自己,從而樹立作為正統政權的文化形象。[37]

結語

從奉身之具中的織金繪印與安花巧密,到深嵌女真記憶的石槨板材,以及宋遼交聘往還中的鞍韉華楚與馬上事藝,其中呈現的技術、圖案與文化觀念,不乏相互的騰挪棄取與受益創新,構筑了既沖突又文化互融的文化景觀。遼金時期的多向度的物質文化體現了心物同構的審美意涵和跨越空間的傳播與游移。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馬背民族逐水草移徙,四季周而復始,在自然的技術性征服中達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在這一廣闊的空間中往來的技術、圖案、紋樣、思想、觀念,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相互塑造,建構了人類共同的知識譜系,亦有助于深化美術史研究,形成中國經驗和文明的共同繁榮。

本文獲得中央美術學院致遠計劃科研項目“20世紀以來草原絲綢之路的重大考古發現與美術史研究”資助,項目編號:20KYZY039。

注釋:

[1]《宋史·卷二三·本紀第二三·欽宗》,中華書局,1985,第436頁。

[2]《金史·卷二八·志第九·禮志一·郊條》,中華書局,1975,第691頁。

[3]趙評春、遲本毅:《金代服飾—金齊國王墓出土服飾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第50頁。

[4]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10期。

[5]趙評春:《金代女真服飾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1995年第1期。

[6]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

[7]洪皓:《松漠紀聞續》,載宋敏求等:《春明退朝錄外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頁。

[8]俞偉超:《序言》,載趙評春、遲本毅:《金代服飾—金齊國王墓出土服飾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第1頁。

[9]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一《會籍風俗賦》。

[10]《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第4231頁。

[11]郝思德:《黑龍江省阿城金代齊國王墓出土織金錦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1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995年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6期。

[1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門寺博物館、寶雞市文物局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

[14]《金史·百官志·卷五十八》,第1340頁。

[15]《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二,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16]《宋史·卷四七○·列傳第二二九·佞幸傳·王黼傳》,第13683頁。

[17]《北京金墓發掘簡報》和《金代烏古論窩論、烏古論元忠及魯國大長公主墓志考釋》,載《北京文物與考古》1983年總第一輯,第55、73頁。

[18]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阿城巨源金代齊國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10期。

[1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第69頁。

[20]鄭永振:《高句麗渤海靺鞨墓葬比較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2003;魏存成:《渤??脊拧?,文物出版社,2008;董新林:《從高麗墓葬特點略論中國和高麗的文化交流》,載《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年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5,第826頁。

[21]劉曉東等:《試論金代女真貴族墓葬的類型及演變》,《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第1期;陳相偉:《試論金代石槨墓》,《博物館研究》1993年第1期。

[22]張鵬:《論大定規制對女真貴族墓葬的影響》,載《北京大學“黌門對話”專題系列“宋代的視覺景象與歷史情境”會議實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第132頁。

[23]羅平、鄭紹宗:《河北新城縣北場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年第12期;秦大樹:《北京市海淀區南辛莊金墓清理簡報》,《文物》1988年第7期。

[24]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11期。

[25]《金史·卷八九·列傳第二七》,第1989頁。

[26]《金史·卷七·本紀第七》,第158頁。

[27]張鵬:《金代女真功臣墓葬藝術研究—以烏古論窩論家族墓葬為中心》,《美術研究》2018年第5期。

[28]楊泓:《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

[29]《冊府元龜》1000卷,卷四百三十五將帥部。

[30]《袖中錦·天下第一》,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5。

[31]《宣和畫譜·番族》,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二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3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赤峰寶山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1期。

[33]王健群、陳相偉:《庫倫遼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1989;項春松:《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二號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34]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第1期;鄭紹宗:《赤峰縣大營子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編《遼陳國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35]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編《遼陳國公主墓》。

[36]彭大雅:《黑韃事略》,中華書局,1985。

[37]張鵬:《宋遼交聘中的“走出去”與“軟實力”—以宋遼交聘中的禮物往還為中心》,《美術研究》2013年第2期。

作者:張鵬,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美術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美術研究》雜志社社長。

原文刊載于《美術大觀》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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